陶行知重视行动，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可做佐证：一是他极力强调“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二是高度重视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他进一步强调，“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我们由此引申说，不行动的不是校长，只说不做的是假校长。

　　校长要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要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记者：在信息交流手段日益发展的今天，校长们并不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而是缺乏结合自己本校实际的“本土化教育观”。校长如何在纷纭复杂的信息流面前，捕捉并生成自己独特的教育观，可能更为重要。

　　张新平：校长工作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事业，它最忌讳的就是简单模仿。陶行知对那些过分推崇外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所谓“新人物者”给予了批评。他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他将那些盲从外国的人员形象地比喻为东洋车夫，认为这是一种懒汉式的抄袭行为。“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以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我国办教育的人，多半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一国拉厌了，又换一国，到底是拉来干吗？我们应当觉悟，唯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1943年，陶行知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创造宣言”：“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陶行知不仅深刻论述了创造精神对于校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创造性地应对办学管校中的各种困境和矛盾树立了榜样。譬如，为解决农村学校量少质次、农民生活困难的问题，陶行知创设了南京晓庄学校，希冀它担负起改造乡村生活的重大使命；又如，为贯彻“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之工学团”的办学宗旨，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先生制，教学方法上强调“即知即传，即传即联”，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师资瓶颈难题。

　　记者：学校要发展，仅仅校长具备科学的方法与创新的精神还是不够的。激发每个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是一所学校蓬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作为校长，在繁杂琐碎的日常学校管理中，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张新平：要做到这一点，校长首先就应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因为校长与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平等合作的相互教育的关系。陶行知认为，校长要将民主视为工作的第一原则，“需要根据民主思想从根本上重建学校及学制，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校长要确立正确的下属观，要放得下架子，听得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下属的建议和批评，不要孤芳自赏，也不要唯己独尊，更不能刚愎自用。陶行知曾感慨地说：“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中国现在，自主席以至于校长教师，有意无意的，难免是一个独裁。因为大家都是在专制的气氛中长大，为独裁作风所熏陶，没有学习过民主作风。”他强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

　　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

　　记者：随着校长负责制的逐步推行，校长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有人认为校长好比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可以进入专业市场进行选择和评聘。不知陶行知在这方面持什么观点？

　　张新平：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校长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在陶行知眼中，校长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当它为一种专门事业看待，要以专门的目光研究它，要以专门的学术办理它。”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落后，原因固然复杂，但人们错误地认为校长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无须特别的训练，更无须科学的研究”，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强调，像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计划、师资、课程、经费、设备、考成及劝学等诸学问，校长不经专门学习和培训是难以胜任的。要成功推行义务教育，就必须加大对于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培训力度，“中国若想推行义务教育，非将地方办学人员与教员同时分别培养不可。”“故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义务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

　　记者：既然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那校长应该如何加强自己工作的专业化进程？要做到这一点，校长应进行哪些努力？

　　张新平：校长工作是一门科学，它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陶行知认为，校长要专人专任，既不可提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亦不可提倡校长同时兼任数个职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其后果只能是，学校变成衙门，教育变成办公，创造变成维持，循循善诱变成整齐划一。诚然，普及教育需要借助政治来予以推动，但政治如果过度地干涉教育和校长工作，就“可以毁灭教育”。另一方面，校长也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可能真正担负起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和“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的重任。“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国家把一个完整的学校交给校长，校长就必须用整个的心去做好这项工作。陶行知的“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这一名言，值得当今的校长们谨记。

　　与此同时，陶行知很注重对校长培训知识基础的研究。他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中强调，“究竟一位县教育局长、市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初级师范国文指导员、小学校长、前四年的小学教员、幼稚园教员应当学的是什么？要多少时候学了？如果一时不能学了，究有什么可以缓学？可以缓学的究须多少时间才能补足？我以为这种分析的手续没有办到之先，若想定各种人员养成的时期总是勉强的。我们最需要这种分析的手续，但不能立刻办到，我姑且提出来作为继续共同研究的起点。”他呼吁教育研究人员要重视研究培训的知识基础问题，“我很希望研究师范教育的同志，早些把教育界各种职务所需之学识、技能、详细分析，再会合起来，看他们究竟要几多时候可以学得会，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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